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集中展示了我们党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中国外交作为党治国理政实践的重要方面，践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承担了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分析、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对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战略，对凝聚亿万人民合力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内容，在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外交战略目标的界定以及外交政策的选择上通常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主要包括该国对当时国际社会所处时代的认识和对国际格局的基本判断、对外交战略目标的界定，以及为实现外交战略而执行的外交政策等三个层次。（参见高金钿主编：《国际战略学概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页；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73页；王家福：《国际大战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李映周：《中国的新外交战略和韩中关系》，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9页；等等。）都基本保持了延续性。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实力、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以及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都深刻反映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在体现继承性的同时，也体现出显著的发展性和创新性特征。本文主要从时代主题、外交目标、外交政策三个层次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发展变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鲜明特点。

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坚持和发展

对时代主题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和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一个国家确立和调整外交战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其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党坚持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认识，认为世界大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因此，中国的外交战略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着重点主要放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为此，中国几乎动用所有的国家战略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发展经济虽然在国家决策层的意识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客观的安全需要使得这一目标在大部分时间未能成为国家的中心工作。甚至到了改革开放前夕，党仍然维持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坚持认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国际形势的主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完成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合作的不断加深，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判断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0页。）。在对国内和国际大局综合研判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9月1日），《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这一基本论断，实现了党对时代主题认识和判断的根本性转变，并据此开始逐渐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党的十三大首次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正式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认识。在此后的20多年中，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人根据国际形势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潮流，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认识和判断。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判断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确立和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依据和基石。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对时代主题认识和判断的主要内容，认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43页。）。这一判断标志着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基本内容，为中国确立新时期的外交战略定了调、奠了基。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强调：“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2013年3月23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这是习近平首次在国际场合向世界表达了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时代主题的基本看法。2014年9月10日，习近平在访问塔吉克斯坦前夕，在塔新闻媒体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依然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习近平：《让中塔友好像雄鹰展翅》，《人民日报》2014年9月11日。）。11月17日，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中再次强调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认为“当今世界的潮流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习近平：《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 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2014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8日。）。2015年4月22日，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不但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而且更进一步指出：“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4月22日），《人民日报》2015年4月23日。）可见，十八大以来，党在时代主题问题上继承了改革开放后的基本认识和判断，坚持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向国际社会强调了这一基本认识和判断。

党在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对世界局势保持乐观态度的同时，也认识到“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3页。，表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2012年12月27日，即党的十八大结束后不久，习近平在会见第六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耶雷米奇时指出：“世界大势总体稳定，但各种问题和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会见联合国大会主席时 主张各国携手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正义》，《人民日报》2012年12月28日。）2014年11月28日中央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对国际局势的总体看法是，“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表达了对影响和平与发展因素的深深忧虑。2015年4月22日，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在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的同时，列举了和平与发展的诸多挑战：“局部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南北差距依然悬殊，亚非国家的主权安全、团结合作、共同发展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4月22日），《人民日报》2015年4月23日。）。可以看出，党对时代主题和世界局势的看法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即事物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在看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的同时，也看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艰难和曲折，既有战略的坚定性，也看到在实现目标的实践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下，如何维护、实现这一主题是党认真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而实现“合作共赢”是这一思考的结果，也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十八大提出的“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4页。）是党提出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克服不安宁因素的主要途径，也是继党的十七大提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后，党代会报告中首次增加“共赢”这一表述。从“合作发展”到“合作共赢”，表明党对时代潮流的认识和把握更全面更深刻，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判断。实践证明，这一外交理念契合了时代潮流，把握住了时代方向，因而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外交赞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后，中国领导人利用不同外交场合向国际社会宣示这一理念。2012年12月27日，习近平在会见第六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耶雷米奇时指出，中国“推动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正义”（《习近平会见联合国大会主席时 主张各国携手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正义》，《人民日报》2012年12月28日。），向国际社会明确表达了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实现“共赢”而非“零和”的基本理念。此后，习近平在出访中，尤其是访问发展中国家时，多次强调这一理念。2013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发表的主旨讲话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我们要深化互利合作、谋求互利共赢”（习近平：《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2013年3月27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28日。）。3月29日，习近平在刚果共和国议会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共同谱写中非人民友谊新篇章——在刚果共和国议会的演讲》（2013年3月29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30日。）6月5日，习近平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中指出：“在发展进程中，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发展，努力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习近平：《促进共同发展 共创美好未来——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2013年6月5日），《人民日报》2013年6月7日。）可见，我们党不仅坚持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判断，而且认识到要维护好、发展好这一时代主题，必须要坚持合作、共赢，在相互的合作中取得共同的发展进步，从而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二、对外交战略目标的拓展和深化

外交战略目标，是一个国家通过自己的外交努力力争达到的最终境地，是外交战略要围绕和服务的基本对象。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判断下，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1977年8月18日），《人民日报》1977年8月21日；《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日报》1977年8月24日。），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安全上的需要迫使中国不得不以主要精力应付来自外部的威胁。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4页。）。中国外交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30多年来，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追求的首要目标。

对时代主题、世界格局的判断不同，外交战略的目标就会不同；国家实力及国际影响力发生变化，外交战略目标也会随之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外交所要追求的目标也发生了深刻变化。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10月26日，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从中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战略所要追求的目标有两个：在国内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在国际上是为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与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外交活动相比，中国外交战略目标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关于国内大局，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提出来的，其核心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外，“人民幸福”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必备要件。习近平在访问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时不断强调这一理念，使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中国梦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实现中国梦是中国外交的新任务。

关于国际大局，即为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外部条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战略为经济建设争取良好外部条件这一目标的拓展和深化。在国际视野下，外交战略的目标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建设，服务于改革和稳定也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改革是经济建设继续深化的动力，稳定则是经济建设必须具备的外部环境，在三者中，核心还是发展，即经济建设。党的十八报告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8页。），充分肯定了外交战略为经济建设服务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中国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为改革发展争取了有利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页。）。2013年3月27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中也强调：“我们将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继续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2013年3月27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28日。）可见，经济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并没有改变，外交战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目标始终如一。

经济建设的需要推动着外交战略目标的确立和调整，而改革则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30多年的改革开放自始至终与国际形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它“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接轨，推动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中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吹响了号角。“依靠深化改革开放破解难题，培育发展新动能”（《李克强在部分省（区、市）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强调 巩固经济基本面 培育发展新动能 依靠深化改革开放破解发展难题》，《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6日。），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不管是在国内大局中还是国际大局中，中国外交战略目标有一个潜在的关键词——和平崛起，这也是隐含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一条主线。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崛起是党着重考虑的重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都极为关注的问题。“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是党在实现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给世界各国的庄严承诺。在外事活动中，习近平将中国和平崛起带给世界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的美好前景作了更加清晰的描述。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2013年3月23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5月底，习近平在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时指出，中国“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习近平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人民日报》2013年6月1日。）。6月7日，习近平在同奥巴马举行加州庄园会晤时表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习近平同奥巴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人民日报》2013年6月9日。）。这就更加完整和清晰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坚定决心和中国的和平崛起必将为世界带来和平和机遇的坚定信心。

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中国如何处理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关系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更是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极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与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崛起之间通常绕不过的“修昔底德陷阱”相比，中国所要实现的是和平崛起，是在遵守并不断健全完善现行国际体系的情况下，利用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中国将裁军30万，彰显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胸怀。9月24日，在中美元首会谈中，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 强调增强中美战略互信，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9月26日。）这一论述明确表达出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下实现和平崛起的意志和决心。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再次向世界表达了对现行国际体系的认识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2015年9月28日），《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为此，中国积极付诸实践，设立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为联合国提供维和待命部队等，体现出和平崛起的真实意愿。